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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bing Notes 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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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方式
——大岩壁自由攀登史，1869-2003
撰文/伊恩•帕内尔
新世纪最初几年给我们最直观的印象无疑是席卷地球各个角落的自由攀登浪潮。练就金刚指绝技的攀登者们从深锁峡谷中的岩场出发，走向更为辽阔的山野。所经之处从委内瑞拉热带雨林中难度5.13的大岩壁路线到巴基斯坦境内高海拔山区的花岗岩尖塔群；从马里95°的炽热到巴芬岛零下五度的瑟瑟寒风；从位于瑞士雷堤康(Rätikon)、潜在75英尺冲坠距离、5.14云集的多段路线到苏格兰高地包含23段绳距、全程无膨胀钉设置的5.13b。酋长岩？那里早就不是器械攀登者的麦加；崇尚自由的人群正在其上不断描绘出一些人世间最优雅的线条。当沧桑的石墙遭逢崭新的视野，人们不禁憧憬着又一个黄金时代的来临。
稳步提升的技术等级上限，很容易使人把大岩壁自由攀登运动的发展历程仅仅看成是一场关于数字的竞赛。若纠缠于此，必将遗漏历史上众多最真实的突破。首先得承认，岩壁彼此各不相同。仅以北美最著名的三处大岩壁自由攀登圣地为例——优胜美地山谷理想的天气与完美的花岗岩石质；甘尼逊黑色峡谷破碎、松动的闪长岩；朗斯峰钻石岩壁海拔一万四千英尺的高度——就已呈现出足够多可供挑战的类型。另一方面，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岩壁自由攀登成就的开创方式也是五花八门，从挑战极限的单人“on-sight”直到持续数月、固定大量绳索的团队围攻。若想看清这项运动演变的脉络，唯一的办法就是摆脱数字统计的局限，深入其中每次创新性的变革，挖掘出更翔实的细节。
审视人类在此种地形上最初的冒险或许能带来一些启示，毕竟，大岩壁攀登不是什么新鲜玩法。今日磕线者的痛苦绝望，不过是前辈们早年冲击一个个瓶颈时所经历心情的再现。
当奥地利攀登者保罗•格洛曼(Paul Grohmann)和他的意大利向导弗朗茨•因勒科夫勒(Franz Innerkofler)、彼得•撒切尔(Petr Salcher)沿着多洛米蒂山区高差350米的“Cima Grande”南壁步步攀升时，他们身处的年代，1869年，也因此被视作大岩壁攀登运动的开端年。对于他们三人，如何在心理上说服自己这条路线是可以完成的，其难度在某种程度上毫不亚于实际在路线上攀登时身体所迎接的挑战。虽然现在此线更多时候只是被用来下撤，但也正是以它为起点，“Tre Cima”塔峰群才会诞生出多条具备浓厚传奇色彩的5.14。[下图：“Cima Grande”(A)和“Cima Ovest”(B)北壁(原编辑注：“Cima”三塔的另一座“Cima Piccola”未出现在照片中)，大致标明了其上的自由攀登路线 photo/Marco Bianchi]
几乎是和格洛曼初试多洛米蒂同时，德国人赫尔曼•冯•巴斯(Herman Von Barth)也在北蒂罗尔开辟了许多长距离路线，比如其单人完攀的“巴斯烟囱”：一条位于贝西特斯加登地区翁特山(Untersberg)上表面光滑的5.5路线。他的狂言——“和我搭档的人必须准备去死”——有效地吓退了一些意欲重复者，但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反映了在那个年代面对如此巨大的攀登目标时所必须付出的专注。
1880年，著名法国向导亚历山大•伯格勒(Alexandre Burgener)和本尼迪克特•维内茨(Benedikt Venetz)，偕同刚刚完成“Grands Charmoz”西南壁的英国登山家阿尔伯特•马默里，决定一道尝试巨人峰(Aiguille du Geant)——当时西阿尔卑斯尚未被登顶的几座主要山峰之一。在抵达一处近乎平坦的岩面区后，攀登陷入僵局，三人留下写着“使用公平的方式绝对无法攀登”的便条后下山离去。两年过后，向导丹尼尔•巴蒂斯塔(Daniele Battista)和让-约瑟芬•马奎纳斯(Jean-Joseph Maquinax)来此实现了征服，他们不仅往裂缝里敲入大批金属钉作为垂直向上的借助，同时还用铁锤在岩壁上修整出合适的支点。
马默里队在巨人峰的放弃是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将这个力所不及的目标留给未来技术更加纯熟的攀登者，而不是用科技手段摧毁之。尽管首登荣誉落入后来向导之手，马默里对于“公平”攀登方式的追索，却依旧深深影响着今日的自由攀登爱好者，启发他们想尽办法避免利用器械直上，而力争全程自由攀登。
早期登山活动中，对自由攀登理念最坚定的倡导者当属维也纳人保罗•普鲁士(Paul Preuss)。二十世纪初始十年，随着攀登爱好者逐渐接受由于岩钉与铁锁的应用而给这项运动带来的更多可能性以及更多危险后，一场关于“攀登伦理”的战争就此爆发。相当多的攀登者开始试验采用器械辅助的方式垂直攀上原先认为“不可能”的区域。然而普鲁士却在此时大声疾呼，反对在非紧急状况下引入任何岩钉与绳索操作。他用行动有力地支撑了自己的观点，单人完成至少300条自然岩壁路线，并且在多洛米蒂开辟了总计150条、最高难度达Ⅴ级(5.9)的新路线。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对岩钉及器械辅助攀登方式的认可表现出上升的趋势，或许有人会据此觉得普鲁士输掉了“战争”，但其实他的言行不仅得以流传，鼓舞了包括里卡多•卡辛、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在内的先锋登山家，并进而通过这些人的努力影响了更多的后来者。
新机械引发了保护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有机会解决掉全欧洲所有最高大的岩壁。稍后，这一器械攀登的潮流最终导致“陡壁攀登时代”的来临，并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达到其巅峰。按照意大利向导、登山者埃米里奥•科米奇(Emilio Comici)的定义，“陡壁”(direttissima)是指一滴水从山顶落下时(假设为无风条件)经过的路线，在岩钉甚至是膨胀钉的帮助下，攀登者们开始按照这个理想化的目标在大岩壁上开发出远超其能力范围的路线。
尽管“陡壁”之说甚嚣尘上，但还是有一些早期的重要成就完全避免了使用器械辅助。譬如德国人鲁道夫•费赫曼(Rudolph Fehermann)与美国人奥利弗•佩里-史密斯(Oliver Perry-Smith)这两位萨克森砂岩流派的代表，在1908年的时候将他们的技术运用于多洛米蒂“Campanile Basso”上六百米长、走势陡峭并且难度稳定在5.7的“Southwest Diedre”路线，进行了勇敢的实践。更多伟大的攀登接踵而至：1925年，来自德国的埃米尔•索莱德(Emil Solleder)与古斯塔夫•莱滕鲍尔(Gustav Lettenbauer)在15小时内完成1100米长的“Civetta”西北壁，仅用15颗岩钉设置保护，自由攀登了最高难度达5.9的地形。1935年，从枫丹白露修炼抱石归来的皮埃尔•阿兰(Pierre Allain)与雷蒙德•列宁格(Raymond Leininger)结伴，攀登了850米高的“Petit Dru”北壁，全程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随后是在1952年的7月6日，不久之后将以单人首登南迦•帕尔巴特峰闻名于世的奥地利人赫尔曼•布尔从位于因斯布鲁克的家中骑单车出发，途经瑞士Engadina，翻越马洛亚山口后抵达多洛米蒂。他徒步进入邦达斯卡山谷，来到“Piz Badile”东北壁底部，无保护单人攀登800米长的卡辛路线(多数绳距为5.6，有一些需器械攀通过的难点)，到顶仅用4.5小时，继续单人沿北山脊路线(5.5，约1100米)倒攀下山，取回自行车返回因斯布鲁克，路上由于实在太困，边骑边打瞌睡，结果连人带车一头栽进茵河。
自格洛曼和普鲁士早年的尝试开始，意大利多洛米蒂的塔峰群就一直是欧洲大岩壁攀登者的试金石。无论是完成自由攀登方式所需的技艺，还是新的器械攀登技术及器材使用方法，如膨胀钉保护等，都在此经历了精益求精的过程。在“陡壁攀登”占据主流的时期，这些新的机械和方法几乎彻底摧毁了前辈们积累下的自由攀登基础，幸运的是，以“ground-up”、“on-sight”为追求的传统仍然被少数人所继承并发扬广大，对此要特别归功于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不懈的攀登与呼吁。
1968年，梅斯纳尔最先在德语登山杂志“Alpinismus”，进而是影响力更大的英国杂志“Mountain”上，发表了著名文章《谋杀不可能》，强烈谴责了利用膨胀钉攀爬垂直绝壁的行为。“一条路线的重要性，”他写道。“不仅仅是由它的技术难度所衡量，更要紧的是其以怎样的方式建立。对膨胀钉的依赖应该被降到最低限度；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根本不用。”
在他诸多试图将自由攀登理念重新引入阿尔卑斯岩壁的实践中，最牛逼的一次莫过于1968年与弟弟冈特在多洛米蒂完成的“Heiligkreuzkofel”中央柱状山体路线。莱茵霍尔德当时遇到一段四米长的平坦岩板，按照他的描述是“光滑的岩面，没有裂缝，也几乎找不到抓点。身下是巨大的悬空，头顶上是后倾的屋檐…，三十分钟后，我竟连一公分也没能移动。”他总算没有放弃，因此成就了山野环境中的第一段Ⅶ-级绳距(5.11-)。十多年过去，这条路线终于等来首次重复，当事人亨氏•马里亚切(Heinz Mariacher)得出的结论是，梅斯纳尔实际上建立了人类的第一段Ⅷ级(5.11+)。
旁观者们津津乐道于梅斯纳尔的努力，却没几个愿意效仿，大多数还是继续在“陡壁攀登”的晚期心安理得地混着。然而每个时代总会有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异数，比如英国人帕特•小约翰(Pat Littlejohn)，1971年他去法国旅行，同期攀登了“Petit Dru”上的“美国直上”路线(American Direct)，难度5.11b，四处用到器械辅助(有两次是为了避免导致落石，而砸伤下方的攀登者)。然而，直到新成长起来的把“旅行-攀登”当作生活方式的一代从大洋彼岸的美国、那个正在孕育着大岩壁自由攀登传统、名叫优胜美地的地方归来，事情才真正有了转机。
自由攀登的发展起先不关美国人啥事，但是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期间，他们迎头赶上，这得益于才华横溢的攀登爱好群体与优胜美地山谷中完美的攀登目标的结合。起初人们的热情也主要是局限在用器械攀手段解决掉座座高墙，等到1964年，以弗兰克•撒切尔(Frank Sacherer)与查克•普拉特(Chuck Pratt)为代表的一帮人开始有意识地尝试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大岩壁路线。普拉特的“遗失的箭”(Lost Arrow)烟囱和撒切尔的中央大教堂北侧扶壁直上路线以及酋长岩东侧扶壁路线都足以位列当时全球最艰难的大岩壁路线之中，他们为这片山谷开创的风气也从此被传承，并延续至今。(下图：查克•普拉特自由攀登“Salathé Wall”上的“Heart Ledge”，拍摄于1961年的首登中，“查克在岩石上就象是在家里一样放松。”好友汤姆•弗罗斯特回忆说 photo/Tom Frost)
七十年代末，当马克•胡登(Mark Hudon)与马克斯•琼斯(Max Jones)漫步山谷中，寻找着合适的自由攀登目标时，他们所发出的“尽最大可能自由”的呐喊也跃升为时代的最强音。这对胆大妄为的组合似乎乐于想前人所不敢想，挑战着那些曾被视为畏途的路线，他们关于自身努力过程的叙述同时刊登在英美两地的攀登杂志上，令整整一代人的眼界豁然开朗。“他们是英雄，”托德•斯基勒回忆说，“仿佛横空出世，将这个游戏提升至更高的境界，更狂野的竞技场。”
相较于北美，推动欧洲攀登客观念转变的最主要动力其实来自于膨胀钉的应用。有些攀登者禁不住设想，是否所有的“不可能”——即使是最雄伟、最陡峭的岩壁，都可以用自由攀登方式完成。以法国为开端，在让-克劳德•多耶尔(Jean-Claude Droyer)等人的带领下，用膨胀钉建立保护，攀爬缺少裂隙的岩壁，最终引发了有关技术难度标准的飞跃。爱好者们迅速将这种新的“运动攀登”方法推广到高墙以及更矮小的悬崖路线上，但还是有一些人在此时选择了坚守信念，其中包括英国攀登者皮特•列维希(Pete Livesey)、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库博尔(Coubal)兄弟、德国人科特•阿尔伯特(Kurt Albert)以及来自意大利的莫里希奥•“莫罗”•扎洛拉(Maurizio“Manolo”Zanolla)、亨氏•马里亚切，他们都尝试着以理想的风格，自由攀登多洛米蒂地区经典的器械攀路线。
“初学攀登，我就意识到风格是这项运动最重要的品质，”马里亚切说，“我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只接受自由攀登方式，包括放置保护时不使用钩子类器材保持悬挂。”
“不择手段征服一条路线，说明不了任何问题，”马里亚切补充道，“按理说，这想法应该很容易就被现今爬自然岩壁的人群接受。但实际上公众对攀登的观念(其中还包括许多登山家)几乎没变，他们不理解出于对风格尊重做出某种程度上的让步，例如不用膨胀钉，究竟具备多么宝贵的价值。跟在多数人后头，总比冒着‘失败’的风险选择更大胆的风格更加容易收获认同感。”
回到优胜美地，在这里，人们对自由攀登的探索从来都未曾停息。到1980年，因首登“凤凰”(Phoenix)而开创山谷中第一条5.13的雷•贾丁(Ray Jardine)甚至已经认真地考虑过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酋长岩的“Nose”路线。但是贾丁的想法和早年的自由攀登先驱们大大不同。在刊登于1995年《岩与冰》杂志的一篇专访中，他解释说：“我的目标是在酋长岩的西南侧建立一条温和的路线。我想要的不是最高的难度，而是最深刻的涵义。”
怀着“创造”出完美的长距离路线的梦想，贾丁毅然走向“Nose”——这个被一些人认为是北美洲最艰难的自由攀登挑战——随身还带了把金属錾子。他用工具在岩壁上凿出一段5.12a的横切，以逃避离开“Boot Flake”后的“国王摆荡”(King Swing)。可能是对自己表现出水准太过失望，贾丁放弃了继续自由攀登到顶的努力。“时机尚未成熟，”他评论说。“必需等待器材的改进，以我的能力还无法仅凭借几处必要的支点通过它。我的行为究竟是对攀登道德规范的伤害，还是说也配得上被载入史册？”
攀登圈子对此事的反应褒贬不一。贾丁的刚愎自用不仅是对规则的曲解，而且他没能回答困扰所有自由攀登者的核心问题：怎样化解开由自然岩石搭建成的谜局。
有趣的是，那些人为的支点、包括被器械攀登者反复利用的岩钉，却“无意”间使得许多岩壁(特别是在优胜美地)对于自由攀登者来说更具有可攀性。即使优秀如十三年后告诉世人让“Nose”自由的关键不是来自器材而是源于人类自身力量的林•希尔(Lynn Hill)，也在她的自由攀登过程中使用了贾丁的人工横切路段——尽管她对没有机会在路线处于原始状态时攀爬非常懊恼。贾丁对岩石的强暴可被视作最极端的攀登方法，确定的是，攀登者们很快将风格摆到最首要的位置去讨论，并成为大岩壁自由攀登群体面临的最重要的命题。
八十年代发生在北美的两次牛逼攀登照亮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前进方向。首先是皮特•克罗夫特(Peter Croft)在1988年“on-sight”完成“阴影”(The Shadow)，一条位于“Squamish”岩场“大学墙”(University Wall)、难度5.13的自由攀登路线。克罗夫特四年前曾与年仅十六岁的哈米什•弗雷泽(Hamishn Fraser)搭档，以自由攀登方式沿另一条路线登顶“大学墙”，当时他们利用一段5.12的支线绕开了原路线上方“阴影”的仰角。从那时起，克罗夫特一直努力通过多条路线马拉松式的单人连攀来磨炼自己的“on-sight”技巧与忍耐力。“‘on-sight’是那个时期我最艰难的攀登体验；我的内心由此变得强大，”克罗夫特回忆说。“‘阴影’具有当地最完美、最庞大的转角——难以置信的路线。‘on-sight’意味着你只有一次机会。”
场景回放，1988年，仰角的半途，克罗夫特试图挽救自己仅有的机会。“双脚从岩壁滑脱，我象是被钉在绞刑架上，背部肌肉开始不由自主地痉挛。”稳住心绪后，他用背包上剩下的最后一把主锁完成确保。起初这次攀登没怎么引起世人的瞩目，尤其是随着更多难度等级更高的路线被攻克(尽管都是以数月的准备为基础)，克罗夫特这次经典的“on-sight”方式努力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作者注：近来如平山裕示、李奥•霍丁等人的努力又重新点燃了攀登群体对这种纯粹方式的热情，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点我们将稍后谈及)
另一个八十年代北美的重要攀登同样来自1988年，托德•斯基勒与保罗•皮亚纳实现“Salathé Wall”路线的首次自由攀登方式登顶。经过几月的准备，这对搭档用一周多的时间攀完了整条路线。这次超长的攀登在当时招致很多人的批评，但考虑到全部36段绳距中有四段5.13，总体而言，“Salathé Wall”路线FFA的成就在北美攀登史上依旧可以说是空前的。
七年后，亚历山大•胡伯携开辟世界第二条5.14d之余威，拼下“Salathé Wall”路线的首次红点登顶，领攀了每段绳距(作者注：斯基勒与皮亚纳分担了领攀任务，第二人则使用上升器跟攀)。一场关于各种风格正确性的议论就此开始；焦点集中在被跳过的绳距以及非必要性锚点的设置。如果说这次互骂还结出了那么一丁点善果的话，那就是对先前不同攀登中运用各种风格的混乱状态的讨论变得更加公开了。
胡伯对此颇有研究，“单人红点攀登”——指一名攀登者干净地先锋每段绳距，不间断单次冲击登顶，中途不返回地面休息——他在“Salathé Wall”就是这么干的。“团队红点”，意指队员分担领攀工作，但无论是领攀者还是跟攀者，都必须干净地完成每段绳距；否则的话，比如跟攀者在其中一段无法做到无脱落完成，那么这次团队红点攀登就算失败。斯基勒与皮亚纳采用的方式被胡伯称为“团队自由攀登”，是说一条路线整体上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但并不是每位攀登者、不管他是领攀还是跟攀，都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了所有绳距。
关于何种风格最佳，又有哪些风格是可以被接受的争论持续不休。胡伯觉得“团队红点”是最自然的选择，体现的价值毫不亚于“单人红点”。另一方面，斯基勒则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团队自由攀登”。“只要为最后的成功尽了一份力，无论他是帮助拖吊装备还是领攀一段5.9，都当之无愧是这个队伍的一员，”他说。
不久之后，一位攀登者书写下了更高水准的传奇，并藉此促进她自身及大岩壁攀登运动的进步。林•希尔在1993年红点“Nose”被推崇为攀岩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但就她个人而言，尚有更高的期盼。(图：林•希尔，拍摄于“Nose”上的第22段绳距 photo/Heinz Zak)
“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1958年首攀后，‘Nose’就一直被攀登者们当作衡量其水平的标尺，”她在自传《Climbing Free》中写道。结束首次自由攀登方式重复后，“下一步最吸引人的挑战，就是以更快的速度或是更好的风格重复一次自由攀登。‘完美风格’，是指无脱落自由攀登，一次‘on-sight’完攀。毫无疑问，终有一天会有人做到这点。”
希尔自由攀登“Nose”换做别人或许早就心满意足，毕竟前后连续领攀四天，而且完成的风格也非常漂亮。但是贯穿希尔的攀登生涯，她不懈地努力超越常识，拓展自己的能力极限，从不可能回到可能。为了在单天内自由完攀“Nose”，希尔特地留出一年时间用作训练，期间“on-sight”完成“Mingus”的首次自由攀登登顶——位于法国凡尔东峡谷的一条12绳距、5.13路线。1994年，在经历“Nose”上的一次失败后，希尔重新开始，第一次尝试就直接过掉首个难点“大屋檐”；“flash”难度5.12的“Glowering Spot”绳距；差点就要达到完美，只是最后在“Changing Corner”绳距败于体力不支。又是两次脱落，她设法结束了这最后的难关。[作者注：斯科特•伯克(Scott Burke)，希尔之外仅有的一位曾无限接近自由攀登重复“Nose”的人，将这段定在5.14]
尽管有着三次脱落记录，但是许多人相信希尔能在单天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Nose”已经是迄今大岩壁自由攀登领域的巅峰之作，而且她不甘“仅仅”全程自由攀登，试图做得更好的精神，也指明了这项运动未来的一种理想境界。“我把这看做是一次类似于行为艺术的创作，对内心所认可价值的展现，”她写道，“正是对于这个信念的执着，才使得我在攀登中爆发出超过自身水平的能量。”
与此同时，远在奥地利和瑞士的仰角石灰石岩壁上，另一流派的门徒也正玩得乐此不疲。这里岩石的光滑质地使得当时的大多数路线在开辟时几乎都全程打膨胀钉用作保护。草草得出的结论，或许是不过又增添了一处能在山野环境中练习运动攀的地方。但仔细审视后，会发觉此处路线最值得称道的优点在于，它们既具备运动攀对体力的高要求，又结合了巨大探索性与专注度。[图：蒂埃里•雷诺(Thierry Renault)“flash”勃朗峰九百米长的“Divine Providence”路线的难点，5.12，海拔四千米。雷诺的“on-sight”为阿式自由攀登设定了标杆：阿尔卑斯风格、无膨胀钉 photo/Alain Ghersen]
瑞士攀登者马丁•斯基尔(Martin Scheel)是那个地区的先行者之一，他在雷堤康三百米长的高墙上开辟了“想当年”(Amarcord、5.12d，1984年)和“阿拉伯树胶”(Acacia、5.13b，1988年)等路线，清一色的从地面起步、不采用器械辅助。斯基尔在攀登中使用天钩钻眼、打膨胀钉设保护，因此在“on-sight”路线的时候经常为了寻找下个适合放钩子的地方而不得不完成一些超长的绳距。
斯基尔的方法影响了众多来自德国、奥地利、瑞士的攀登者，其中学得最好的莫过于比特•卡默兰德尔(Beat Kammerlander)，他1997年完成的“WoGü”路线，包含了两段5.14，数个无法回避的长距离5.13c、潜在坠落距离达七十英尺。卡默兰德尔首登后一直秘而不宣，因为他觉得只有做到不间断、干净地红点每段绳距后才能令自己满意。
意大利来的罗兰多•拉舍尔(Rolando Larcher)是另一位被斯基尔清晰的规则体系感召的攀登者。拉舍尔最著名的事迹是1999年在撒丁岛建立长11段绳距、难度5.13d的“巨山旅店”(Hotel Supramonte)路线，按照他本人的解释，遵循了“与山野环境、登山文化想关联的伦理及背景，对于避免在开辟新路线时将所有可能的地方都打上膨胀钉非常重要。”他援引了2002年运动攀顶尖高手丹尼尔•安德拉德(Daniel Andrada)与丹尼尔•杜•拉克(Daniel Du Lac)的例子，两人在已经重复“巨山旅店”的情况下，又开辟了自己的新路线。“很遗憾他们选择了从顶端绳降确定路线的方式，说明他们对登山运动的道德规范缺乏理解，更别提白白挥霍一个能亲手提升从地面起步的攀登方式的水准的好机会，”拉舍尔说。“考虑到他们的实力比我强太多，结果该是多么不同啊。”还是1999年，意大利人毛罗•布布•波尔(Mauro“Bubu”Bole)自由攀登完成“Cima Ovest”难度5.13的“Couzy”路线(仅在一处保护站用了两颗膨胀钉加固)，此事被看成是人类不断提高攀爬无膨胀钉保护路线水准的传统，将在二十一世纪得以延续的佐证。
远离以上路线丰富的大岩壁圣地，对于攀登伦理的争锋依然在上演。2000年，帕特•小约翰与英国伙伴约翰•巴里(John Barry)、移居美国的史蒂夫•苏斯塔德(Steve Sustad)建立了——“on-sight”、地面起步、不打钉——肯尼亚“Poi”北壁二千英尺长的E6(5.12+)路线“黑暗狩猎”(Dark Safari)。小约翰不仅在家乡是一位“探险型攀登”的传奇，在世界山峰的舞台上也同样活跃，他觉得有必要尊重肯尼亚当地从地面起步的攀登规则。“我希望‘Poi’成为‘探险-攀登者’的天堂，”小约翰说，“所有攀登都是‘on-sight’，让自然维持原状。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等待你的将是一些异常惊艳的挑战。”
“黑暗狩猎”首攀几周后，托德•斯基勒与保罗•皮亚纳领头的美国队就开始捉摸起“Poi”的东壁。“我们想去看看那里的山能提供什么样的攀登目标，我们装备的器材足以应付从平坦的大墙到无尽的裂缝的各种地形，”斯基勒回忆说。“我们绝不是无视当地人的观点。东壁有着最狂野的路线，但却没有一条裂缝。”
在一次简短的从地面起攀尝试后——皮亚纳在试图用钩子钻眼时坠落五十英尺——队伍决定带着强力钻头从顶峰绳降开线。长达三十天的工作，他们收获了“True at First Light”，一条21段绳距长、5.13b、被皮亚纳评为“你所能想象的最美丽的长距离自由攀登路线”。
2002年12月，斯洛文尼亚组合马蒂亚兹•杰兰(Matjaz Jeran)与罗克•希瑟尼克(Rok Sisernik)完成“True at First Light”路线的第二次完攀，并将难度降级至5.12d，随后和卢卡•方达(Luka Fonda)、斯坦柯•格鲁登(Stanko Gruden)、葛兰•科伦(Goran Koren)一道建立“Story About Dancing Dogs”路线(Ⅵ 5.13a，600米)，他们在顶峰固定好绳索后下降，凿出支点，同时毁坏了自然面貌。小约翰对斯洛文尼亚人此次攀登的评价是，它“只是再现了早前美国人干过的勾当。我猜想肯尼亚灌丛中的岩场现在已经顺利成章地沦为‘绳降-打钉’的地盘，再也没有谁会关注那里原本洋溢着冒险色彩的传统。二十五天的‘准备’——他们竟然还以此为荣！这群膨胀钉上瘾者开开心心地抹去先行者们保留下的最后一点探险环境——我看是为这项运动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黯淡的阴影。”
发生在山野中的争论似有愈演愈烈之嫌。但实际上，当时除了科罗拉多州的钻石岩壁与阿尔卑斯的勃朗峰山脉这两处例外，地球上的大多数山峰尚未有纯粹的自由攀登者涉足，尽管那里的岩壁数一数二——原因也不难判断，无非是高海拔、短暂的天气窗口还有恶劣的攀登环境。1988年，已经自由完攀多洛米蒂几条成熟的5.12高墙路线的德国人科特•阿尔伯特，召集了一帮哥们去探索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山脉。其中有个叫沃尔夫冈•古力士(Wolfgang Güllich)的家伙，他基本上被公认是那个年代最强悍的自由攀登者。这支实力超群的团队首次以自由攀登方式重复了无名塔(Trango)上不久前才建立的斯洛文尼亚路线。海拔5500米之上的半打Ⅷ+级(5.11d)绳距，也让人们初次体会到在高山环境中实践自由攀登会遇到怎样的挑战。
第二年，同样的队伍在同样的山峰上再次出手，干得更加漂亮，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新路线。除却一小段器械攀(A2)，全长32段绳距、含两段Ⅸ-(5.12b/c)的“永恒的火焰”，是高海拔山区中第一条刻意使用自由攀登方式建立、并且达到相当高技术等级的大岩壁路线。
在古力士1992年死于车祸悲剧后，阿尔伯特与另一位德国攀岩后起之秀史蒂凡•格劳沃茨搭档，两人携手游遍全球，制造了一大把具有自由攀登特质的路线，分布范围从格陵兰、马达加斯加、委内瑞拉、墨西哥直到巴芬岛。但是这一系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攀登成果，却因为实现方式上的争议性而被许多人认为不是那么干净。被激怒的阿尔伯特在2000年版的《美国阿尔卑斯年鉴》中用如下语气描述了他首登巴芬岛北极熊尖塔(Polar Bear Spire)的经过：“尽管我不认为我们的路线会吸引很多观光客，但还是努力把它们弄成‘重复者友好’型，”他写道。“所有的锚点及攀登难点都设置有Petzl出品的坚固耐用型膨胀钉，甚至连路线上常见的‘敲入’式岩钉与不可靠的保护器材都被‘不必要’的‘钻孔’式岩钉取代——因此，那些永远的抱怨者们终于可以说点东西啦！”
不过，阿尔伯特希望建立友好的、可攀性强的路线的想法也不全然新鲜[作者注：瑞士人迈克尔•皮奥拉(Michel Piola)在阿尔卑斯开辟的成百条路线都是如此]，在地球上最原始的荒野之地使用这种风格总给人非常诡异的感觉。尤其是发生在阿尔伯特身上更是难以理解，因为即使是接近山峰他通常都会选择最冒险的方法。就拿巴芬岛北极熊尖塔的攀登为例，队伍以独木舟做交通工具，以至于阿尔伯特将他们沿克莱德河四十公里的返程之旅描述为对“史诗”最好的注解。批评者们感到奇怪的是：为何他在进山方式上对挑战的追求不能被进一步延伸到攀登本身呢？
那些永远的抱怨也不都是来自热爱质疑的老一辈。对在大岩壁上广泛使用膨胀钉最强硬的质疑之一，来自二十二岁的英国攀登者李奥•霍丁。“我尊重别人的选择，毕竟每个人都会有他喜好的风格，”他说。“我不想把自己装扮成高高在上的精英，但是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能够被开发的好的新路线越来越少，风格几乎就是一切。攀登是一个游戏，而且非常简单，用膨胀钉等同于作弊。无膨胀钉‘on-sight’：这才是攀登中真正的挑战，其他任何选择都只能被视为次等的尝试。”
最激烈的争吵发生在巴塔哥尼亚，阿尔伯特和朋友们在菲兹•罗伊(Fitz Roy)峰群的三座山体上分别开辟了一条新路线，在能够以传统攀完成的裂缝沿线打了难以计数的膨胀钉。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这个地区依然没能走出马斯特里在“Cerro Torre”上带有恶作剧性质的压缩机路线的阴影，膨胀钉使用问题上稍微的不谨慎都注定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1994年，托弗•多纳赫(Topher Donahue)与肯南•哈维(Kennan Harvey)已经用阿尔卑斯方式尝试过“Mermoz”峰尚未被攀登的红色立柱路线，成功推进至距顶峰山脊只有八十英尺不到的地方，最后受阻于冰裂缝及迅速恶化的天气，完成路段难度为5.11、A2。1999年，阿尔伯特及其搭档首登后确认为5.12。登山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当一个目标已经被尝试过，后面的攀登者或重复者应该能再现先行者的风格，或者做得更好。阿尔伯特固定的大量路绳，以及用电钻在裂缝旁打钉的行为等于是对多纳赫和哈维勇敢实践的漠视。争吵由此而起，阿尔伯特的说法是，哈维提供的拓扑图使人困惑，他据此认为此线并没有被完成，那么这个目标就依然是开放的。
在写给多纳赫和哈维的信里，阿尔伯特就使用膨胀钉一事道歉，并说明他与队友们那时认为多纳赫和哈维攀登的是红色立柱右侧的一组裂缝系统。“如果知道你们先前就是从这里攀登的，那我们绝不会想到安放膨胀钉，”阿尔伯特在给美国人的信中写道。“我们本应尊重你们的风格，这也是我对攀登所持的最基本的信条。”他继续解释说，“这些膨胀钉是必需的吗？显然不是…使用它们是想创造出人们易于重复的路线。”
“我非常尊敬科特，我们已经私下解决了问题，”哈维最近说过，他又补充道，“(建立)‘可重复’路线应该只利用天然路线之间的空白——并且仅仅是在首登及首次自由攀登完成后。改造自然前要存有敬畏之心。因为我们一旦越过那条线，就再也没法回头了。”
自由攀登之于登山运动的未来，或许是所有攀登类别中最激动人心的；挑战是非凡的，自由的路线或许会给这运动本身带来一场变革。蕴含着怎样的可能，通往成功的道路又会隐藏多少障碍，只需读读托德•斯基勒对他1995年“牛仔直上”(Cowboy Direct)、无名塔上一条三十七段绳距5.13a路线的叙述。“我们在岩壁上一直呆了四十七天。如果中途下山，那么就得重新适应海拔，也不能充分利用每个像样的天气窗口(实际只是日出前短暂的两小时)。”斯基勒队面临的最棘手的困难，是身体在海拔二万英尺的高度完全丧失了自愈功能。“双手满是伤痕，血流不止，只有用绷带包扎好才能入睡。”尽管如此，他还是坚信有着巨大的上升空间。“会有人做的更好，这点我毫不怀疑。我尝试了一段5.13c的裂缝——而且几乎就成功了。它非常美丽。无名塔上的裂缝是如此完美，以至于在它们面前优胜美地看上去只是些粗糙的海崖。”
关于这次攀登的故事刊登在1996年版的《美国阿尔卑斯年鉴》上，人们由此认识到在高海拔地区建立多段自由攀登路线究竟会遇到哪些独特的困难，以及象斯基勒和阿尔伯特这样的攀登者又是用了何种方法才能自由攀登这些世界上最雄伟的高墙。“先器械攀侦察路线，清理一些裂缝使得自由攀登方式有可能在其上实施，”博比•莫德尔(Bobby Model)写道。“从冰川到顶峰下数段绳距之间，都固定了路绳。队员自由攀登一段绳距，其他人则继续侦察更高处的地形。攀登工作承包到户，保证每段绳距都至少有一人以自由攀登方式完成。”不过这样的方法与被某些地方、诸如优胜美地所奉行的理想化风格有很大不同——事实上，大多数自由攀登团队都不会坦然宣布“牛仔直上”是一条自由攀登路线——他们过于强调了高山的危险，诚然，海拔与天气这两个因素确实大大局限住先行者们的选择。
大岩壁攀登的未来将走向何处？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看看近些年几个重要的攀登。第一个来自于2000年的夏天，亚历山大•胡伯自由攀登完成他亲自在多洛米蒂“Cima Ovest”开辟的器械攀路线“Bellavista”、包括一个5.14b的难点。这次攀登的重要意义不单纯体现在数字，而是胡伯在探索技术等级上限的同时没有忘记身为攀登者应承担的义务，仅仅使用了留在保护站的膨胀钉，其中难点绳距在最初以器械辅助开辟时难度达到了A4。
但这还远远不是最极端的大岩壁攀登行为。2001年，李奥•霍丁试图在酋长岩右侧开辟一条新路线。此处的石质与具备能设置良好保护的裂缝系统的“Salathé Wall”相距甚远，传统上属于极限器械攀的地盘。霍丁围绕着几个A4的牛线死磕，如“出身差”(Born under a Bad Sign)、“坏种”(Bad Seed)、“整形手术”(Plastic Surgery)等，虽然四次尝试只到达一半高度，但他还是制造了一些迄今为止这面高墙上最大胆的攀登。从地面起步，不架设路绳(作者注：他每次都要从头开始，以自由攀登方式重爬一遍上次已经完成的绳距)，不打钉，做到 “on-sight”多处难度5.12、5.13，甚至更高的路段。最后是一段5.13的长绳距终结了他的努力，在一个双零号微型岩塞上脱落。和5.14b比较，上述等级只能算是平平，但要记住它们几乎全部都是可以被归入极端级或限制级的攀登。能够为此作证的是霍丁的搭档杰森•皮克尔斯(Jason Pickles)，他更早时候同样在此攀登，当用“Copperhead”保护爬其中一段时坠落35英尺，受伤休战数月。
霍丁本人也无法回避这种“高赌注”风格带来的残酷现实，当他以同样的策略攀登“Cerro Torre”上充满争议的1959年“艾格尔-马斯特里”路线时(5.13，向上攀了约一千英尺)，坠落35英尺撞在岩架上，脚踝粉碎性骨折，大修八个月。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向霍丁这么玩，但总有些“难以忽视”的少数派，他们在挑战难度的同时也不断探索着风险的边界。
2001年同样还见证了另一位当代重要攀登者在山峰上的成功。毛罗•布布•波尔在希普顿尖塔东壁(亦称作安拉•布拉卡中央塔，19192英尺)开辟新路线“女人与防滑粉”，自由攀登方式，“on-sight”每段绳距。总计二十九段中拥有十四段5.12和四段5.13，布布的战术是沿线固定路绳，并且每天只解决一个难点段。
有关难点绳距的照片显示，那里的裂缝“仅仅”是垂直，而且外沿是方形的棱角，并非圆滑；因此有人怀疑是不是布布对花岗岩路线的不熟悉导致定级过高(作者注：布布的技术主要是在多洛米蒂的石灰石岩壁上磨炼而成)？但他杰出的“on-sight”表现，加上不时要面对被冰雪冻结的裂缝，都为未来的登山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
最近的几次重要攀登又把人们的目光带回到优胜美地山谷。汤米•考德威尔(Tommy Caldwell)及随后的平山裕示分别以19.5小时和13小时完成“Salathé Wall”的单日内、无坠落攀登。虽然两人先前都已经完成过这条路线，但他们对全程不坠落理想的坚持无疑是在“Salathé”的自由攀登历史中向前迈出了令人钦佩的一步。
所有在本文中提到的路线，能够将它们串联起来的唯一线索，就是那些不仅仅把自由完攀当作目标、而是执着于追求最高质量攀登体验的人们付出的努力。这些攀登中的任意一个或多或少都能找出瑕疵，但是每个时代都有令人心生敬意的攀登者不断尝试提升这项运动的水准。这不再是你能爬多难路线的问题，这是你如何去做的问题。登山时挑战自由攀登方式、进山时选择尽可能纯粹的方式，实践起来绝不容易——但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一百二十三年前，马默里在巨人峰上对公平方式的追寻，依然被今日在世界各地的大岩壁上追寻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时刻的顶尖高手们视为至高无上的原则。
*《By Fair Means:A History of Big-Wall Free Climbing》，Alpinist.Vol3，2003-Summer，Page20-43，by Ian Parne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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